摘录 12月

《言语活动的乌托邦》
——罗兰•巴特

写作方式的增繁是迫使作家做出选择的一种现代现象，这种现象把形式变成了一种处理方式，从而引起了有关写作的一种伦理学。在构成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之外，今后还要加上一种新的深度，即自身构成智力功能的寄生机制的形式。现代写作是一种真正的独立机体，它在文学活动的周围扩大，以一种与它的意愿毫不相关的价值装饰文学活动，把义学活动持续地纳入双重的存在方式之中，而且为词字的内容叠合上带有一种历史、一种和解或一种二次赎罪的含混符号，以便使形式的总是分散、总是笨拙的一种附加命运与思想的境状混为一体。

文学符号的这种命定性，使作家在勾勒一个字词时，必须对一种混乱的或模仿性的、不管怎样是约定俗成的和无人性的过时言语活动采取特殊的姿态，然而这种命定性发挥作用的时刻，恰恰是在文学由于越来越取消其资产阶级的神话条件，而被最终把历史包容在其人的形象之中的一种人文主义研究工作和证明工作来利用的时候。旧有的文学类型，均已在构成是对人的非时间性本质表现的其传统内容的最佳状态下用尽，因此，它们最终只能借助于一种特定的形式、一种词汇的或句法的秩序和一种什么鄙可以说的言语活动来维持：今后，写作将合并一部作品的全部文学性。萨特的一部小说只有在忠实于某种叙述笔调一一当然是断续的笔凋一一时才是小说，这种笔调的标准早已在小说的前期整个打基础的过程中确立了；实际上，是宣叙调的写作而不是其内容又重新使美文学的类型进入了萨特的小说中。除此之外，在萨特试图破坏小说的延续时间并拆开其叙事文以便(在延缓之中)解释真实无处不在时，叙述的写作正好在各种事件的同时性之上重新组成了一种单一和匀质的时问，即叙述者的时间，叙述者的特殊声音由于被较容易辨认的意外事件所决定而阻碍着对于一寄生统一体的历史的揭示，并赋予小说一种模糊的也许是假的证明。

在此。我们看到，一部现代佳作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因为作家因其写作而被置入了无出路的矛盾之中：或者，写作的对象天真地依附于形式的规约，文学对现时的历史无动于衷．那么，文学神话则不被超越；或者，作家虽然可以认出现时世界的无限新鲜性，但要阐述清楚，他却又只具备一种光辉而又是死亡的语言；面对一张白纸，在他选择应该可以坦率地表明他在历史中的地位和证实他掌握着历史材料时，他观察到，在他之所做与他之所见之间有一种悲剧性的差异；在他看来，世俗世界现在构成了一种真正的自然本性，而这种自然本性会说话，它在建立与作家无关的一些生动的言语活动：相反，历史在他的手指间安排了一种装饰性和影响其名誉的器具．即他从他不是责任者的一种先前的和有别的历史那里继承下来的写作，然而这又是他能利用的唯一的写作。于是，便出现了写作的悲剧性，因为自觉的作家今后应与强有力的祖传符号做斗争，这些符号从一种无关的过去深处把文学当作一种惯例而不是当作一种和解强加给他。

因此，除掉放弃文学，写作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作家。每个新出现的作家都在自身开启了文学的过程；但是如果他责备文学，那么，他就总是给文学一种延缓，而文学则利用这种延缓重新赢得作家；他在徒劳地创造一种自由的言语活动，而人们却丢给他一种加工过的言语活动，因为奢侈从来就不是纯洁的：他必须继续使用的，仍然是被所有不说它的人们的巨大推力所关闭的这种不新鲜的言语活动。因此，便出现了写作的死胡同，而且这也是社会本身的死胡同：当今的作家都感觉到了这种死胡同，在他们看来，寻求一种非风格，或一种口语风格，即写作的一种零度或一种口语程度，总之，这便是预料社会的一种绝对匀质的状态；大多数作家都懂得，在世俗世界的一种具体的而不再是神秘的或表面的普遍性之外，不可能有普遍的言语活动。

因此，在任何现时的写作中，都有双重请求：有着断裂的运动和临靠的运动，还有着任何可变性位置的布局，这种布局的基本含混性在于变革必须在其想破坏的东西中获得它欲得到的东西的形象本身。文学的写作就像全部的现代艺术一样，同时带有历史的异化和历史的梦想：作为必要性，它证实了各种言语活动的分裂，这种分裂与阶级的分裂是分不开的；作为自由性，它是这种分裂的意识和欲超越这种分裂的努力本身。它不停地感到它是造成其孤独的罪人。但它还是一种乞望字词之快乐的想象力，它疾快地向一种梦想的言语活动发展，其新鲜性借助于理想的预料表现出一种新的亚当世界的完美，而在这个世界上，言语活动不再是异化的，写作的增繁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学，只要这种文学仅仅是在使自己成为一种假想时才创造自己的言语活动：于是，文学变成了言语活动的乌托邦。

（节选自罗兰•巴特，怀宇译：《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年版，第45-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