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5月

什么是知识分子？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对照近代中、西方知识分子，探讨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兴起、发展与地位。

那什么是知识分子呢？根据余英时在书中的注释（注6，页56）：

Confino 所举的近代俄国知识阶层的5项特征：
1.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
2.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识分子都视为他们个人的责任；
3.倾向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
4.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的逻辑结论（ultimate logical conclusion）;
5.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改正。

以上5个特征是研究俄国知识阶层的专家所共同承认的，其中第四项之求真精神，事实上乃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一般特性；如 Karl Mannheim 谓德国特别有一种极端的倾向，把逻辑的论据推至其终极的结论（"a tendency to go to extremes in pushing logical arguements to their ultimate conclusions.")其余4项则在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上都同样找得到清楚的痕迹。由此可见我们恐不易将知识阶层严格地划分为传统型与近代型，或西方型与中国型。

延伸阅读：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铺陈了余英时对西方知识分子的讨论。他运用了2种对立的描述谈论知识分子：一是格兰西《狱中杂记》的”为数众多“论，另一对立便是班达的《知识分子之背叛》中的"极少数精英“论；并且把知识分子划成”公共“与”个人“之区分。

这里摘录的是萨义德对于（知识分子）“说真话“的真知灼见：

在我们这样高度掌理的大众社会中，说真话的目标主要是规划一个更好的事物状态，更符合一套道德标准——和平、修好、减低痛苦——将之运用于已知的事实。……的确，在写作和说话时，目标并不是向每个人显示自己多么正确，而是尝试促成道德风气的改变，借此如实揭露侵掠，防止或放弃对于民族或个人的不公惩罚，认清权利和民主自由的树立是为了每个人的规范，而不只是为了少数人以致引人反感。然而，这些诚然是理想主义式的、经常是无法实现的目标。（页84）

再延伸阅读：

在这本小书的其中一篇论文：《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刘小枫就历史的情形，把至少3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嵌入人民意识形态话语（ideology discourse）进入社会存在的层面——意即知识人面临着一个是否放弃个体言说并认同于意识形态总体话语的自我抉择——逃亡或留下。(简单的理解便是：知识分子在面对意识形态话语选择时，会做出一个：个人的？抑或是总体？的决定，这预示着遗留或流亡于某些有所谓“人民意识形态”的国家。）

3种类型为：
（a） 认同于以至献身于人民意识形态话语的知识分子——哲学家、文学家或其他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家和一般知识人中都不乏其人）；
（b）在两者之间徘徊的知识分子；
（c）决意不放弃个体言说的知识分子。

（a）类不一定是为意识形态话语的道义性或类似科学性所迷惑而主动放弃个体言说。而是知识分子自身所常有的一种想使自己的个体言说成为总体言说的本能冲动，或是个体言说不能充分表达时就想加入团伙的要求。（比如马雅科夫斯基、胡风）他们不能区分人民言说与个体言说的根本差导，即使在道义层面也如此。并且以为人民言说可成为个体言说的更佳表达方式。

（b）类知识分子也不能作出区分，并且抱有幻想。但经常受到人民道义性和理想性的吸引。大概与20世纪人民症（？！）问题有关。（比如冯友兰与布洛赫——后者直到成为人民意识形态社会的一个分子时，才发现个体言说是没有空间的，不得不再次逃亡。）

至于（c）类知识分子，对个体言说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比如俄国基督思想家、哲学家舍斯托夫——向来把哲学视为个体的生死问题，与个体有关，所以没等到驱赶，便流亡去了。）但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不在比例上占大多数。

（p/s：思考各个运用所谓ideology社会主义国家带着政治色彩（左或右翼）文人流亡海外或成为政治传声筒的功能便觉得刘小枫的分析到位。）